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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文明——刘大嗨的系列艺术创作_艺术家资

发布时间:2020-04-29 12:37编辑:艺术浏览(153)

    利用汉字的形象、观念进行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形成一个特殊的当代艺术派别,尽管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彼此有别,乃至大相径庭,但都借鉴利用了共同的文化资源,且有自己的立足点和不同的表达方式,85新潮美术中徐冰、谷文达、吴山专则是早期的代表性艺术家。艺术家刘大嗨近年来的一系列作品,也正是从文字开始的。刘大嗨早年于湖北美术学院钻研油画艺术,创作了一批面貌颇为成熟的表现主义风格的风景油画,但在天津的学习中断了这种学院式的惯性创作,为他的艺术道路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在这批关于文字的作品中,刘大嗨走出了单纯审美的早期现代主义风格,开始了新的观念性思考和创作。

    与口头的表达、交流不同,纵观古今中外,文字始终是一种权威性和仪式感的形象表征。上古时期的原始文字专属于巫觋,是与天、神沟通的重要载体;在欧洲中世纪,文字以及对《圣经》的解释权,则是至高无上的教会所特有的;中国古代的文字,更是文人士夫阶层的语言形式。《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提出诗以言志,诗歌所表述的内容应是宏大的思想、抱负。而刘勰《文心雕龙》以降,经古文运动、宋明理学之发展、引申,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文字所承载的,不是普通市井之物,而应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伦理之大道。

    基于中国文字上述的文化特性,刘大嗨开始思索如何将其转换为视觉的有机表达。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文字内容、文章体裁、书体形式、物质载体之间有着直接而必要的紧密联系。刘大嗨敏锐地注意到御玺官印等特殊形式,并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宝玺为帝王专用的国之重器,是一个国家和王朝的绝对象征。这些重器上的印文多以严肃的篆书等书体书写,以配合其内容、载体及最高权力的象征。刘大嗨并没有采用画的方式去再现其视觉形象,而是直接将颜料管中原色原封不动地直接挤到画布上,通过横竖的有机排列,在平面中显露文字的形象。在挤、排的过程中,艺术家同时将柱形的颜料压扁,使之具有特殊的视觉效果:正面直视呈现出一片纯黑、红或金色,侧视则因光线的折射显现出文字的特殊效果。在藏与露之间,作者智慧地转换着文字、文化、权力存在的时空关系。

    与此同时,另一批相关新作则采用了书简的形式,不仅具有平面绘画的性质,更兼具装置的表达方式。刘大嗨制作了一批长条状的画框,并用绳索将它们相连,形成一部书的样式。经过深入思考,他将与《百家姓》《千字文》并列的三大启蒙读物之一的《三字经》用同样的手法绘制在巨大的书简上。这部被放大的、沉重的简书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传统的大众化缩影。承接这一逻辑,刘大嗨将关注点从古代文字在千年历史中生成的、不可撼动的象征意义延续至当下的现实情境中:如果说千年前的文字历经数朝数代的历史与文明洗礼,终演化为道统的直接表征就像魏晋碑文的现代建构一样,今天流行的火星文、网络表情符码是否会在百载千年后被确立为严肃的经典或道统的象征?一批带有强烈观念思考的作品因此诞生。

    刘大嗨的文字作品具有较强的视觉识别性,无论是他所采用个人性创作手法,还是对文字这一主题的深入思考,均与其他同主题或类似主题的作品拉开了差距。在可见与不可见、存在与不存在的视觉矛盾中,他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延展、扩张字道文心的观念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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